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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不知当时是何等的勇气驱使我，使我留下那些话。

    等待三年，实在是个过于漫长的时限。

    然而，即使是我想去东北。

    1936年的那个冬季过去，我丧失了所有机会。

    战争的炮火轰击到我赖以生存的地方，整个城市陷入恐慌，我粗略收拾一下行李，也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。

    穷困，饥饿与寒冷。

    成为了让我最担忧的问题。

    直到某日大姨妈来电，说要带我去欧洲避难，我拿着话筒，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

    我想都没想，哽咽着点头。

    人生的头十八个年头，我一直是娇生惯养的富家少爷，当人生的骤变袭来，我毫不犹豫地躲进在由金钱权势盖起来的楼房。

    我带着无比羞愧的心情，飞至欧洲，方才明白，对滨野泽说的所谓的坚守，只是一个漂亮的借口。

    我在英国的小洋楼里定居下来，很舒适的豪华楼房，有着宽敞的花园和安静的环境。

    我时常惬意得坐在飘散着花香的庭院里，品着下午茶翻阅。

    中国的一切，在这个富足的国家里难以察觉到。

    大姨妈也很满足，满足于我又变成那个乖巧任她安排的外甥。

    可表面的安定很快被积蓄的愧疚和悲伤打破。

    我尚且记得，那是1937年的七月中旬，我瞒着大姨妈翻阅有关中国的相关报道。

    在一张报纸上赫然看见一句话“平津危急！华北危急！中华民族危急！”

    说是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过后，日本加紧侵华，不断对中国军队发起攻击，荼毒中华人民。

    我反复看那篇报道，得知日本军队